作者 | 林默
杨振宁大概是没想过,他改回中国国籍的那一天,受到的攻击比他放弃中国国籍时,还要汹涌猛烈。
祖国召唤他50年,父亲劝了他20年,吃瓜群众哀叹天朝失去他60年。到他95岁这年,毅然回头说“我回来了”时,噼里啪啦,西瓜皮打了他一脸“你这时候回来,还有个卵用”。
一个23岁靠着国难赔款出国的公派留学生,37岁问鼎了诺贝尔物理学奖,40岁加入美国国籍。在他的壮年时期一直拒绝各种回国的邀请,到81岁归国养老,82岁迎娶28岁的中国姑娘,95岁放弃美国国籍,回归中国人的身份。
怎么看,这都像一个把祖国母亲当备胎的故事。哪怕是爱国,也像季末打折大甩卖的爱。
1
杨振宁紧扣着翁帆的手,走出乳白色的小别墅——清华为他修建的“大师邸”。这是他们日常的晚餐后散步。
夕阳小风,这里已不那么像他儿时记忆中的清华园。
1929年,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成了清华大学教授。那年秋天,7岁的杨振宁,踢踏着北平的黄叶,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
杨振宁在那里住了8年。墙外,是个动荡的乱世;墙内,男孩奔跑在青砖灰瓦间,爬上每一棵高高的杨树。
翁帆说,跟杨振宁生活在清华园的14年,杨给了她象牙塔中的象牙塔。其实早在75年前,清华园给予少年杨振宁的,何尝不是象牙塔中的象牙塔。
2
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在杨振宁未满周岁时,考取了安徽留美的公费留学生。
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血还是热的,救亡图存并不是拿来说说,也不是飘荡在创业大街上的泡沫化梦想。
1923年,杨振宁两岁时,杨克纯入斯坦福大学。1928年,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的杨克纯,乘船归国。先后出任厦门大学、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
抗日战争开始后,杨家举家南迁至昆明。1938年,16岁的杨振宁考取了西南联大,在这里,他遇到了物理学的启蒙恩师吴大猷教授。
1945年,杨振宁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跟父亲一样,踏上了公费留学生的道路。但他们的归路却叉向两头。
这里必须要插播一句的是,啥是庚子赔款奖学金。
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跟清政府打了一场逻辑荒唐、拖拖拉拉的战争。1901年,清政府与11国驻华公使,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因为当时清朝的总人口是4亿5千万,这一赔款数额,也有着一人赔一两的羞辱性暗示)。
1904年,不愿意赔那么多钱的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这一细节,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争论不休。
正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海约翰无意中说了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梁诚立刻抓住了这个梗,把问题上升到“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开始在美国国会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必须得说,当时的美帝是很有大国心态的。最终,在美帝的牵头下,美、英、法、俄都退了一部分赔款,但规定这笔钱要用于出国留学生的学费。
23岁的杨振宁,便是靠着这笔国难奖学金,开启了赴美留学的道路。
3
所有的竞争到终极,都是天赋的竞争。杨振宁的十三项诺奖级别的学术成果,向世界证明了十三次,这是个天才。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成为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那时,他依然是个中国人。
而在此前,1950年,同样展露出较高物理学天赋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已经与一百多名学者一起,选择了回归祖国。
1957年—1962年,杨振宁获得诺奖后,已重病缠身的杨克纯三次奔波日内瓦,带着天朝统战部门或明或暗的建议,揣着自己心头未灭的那份使命感,劝说杨振宁归国。
第三次见面时,杨克纯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 从前……,今天……”
杨克纯正说得高兴,杨振宁的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他说了那么多地动山摇的变化,然而只是两块不整齐的豆腐,却让他无言。杨克纯转身走进了卧室,“砰”一声,摔上了门。
杨振宁终归是没回来,他加入了美国国籍。
1973年,杨克纯病逝在中国。杨振宁说,“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4
公道地说,杨振宁当美国人的那些年,还是对故国做了不少贡献的。
1978年3月,在杨振宁等人的倡导下,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
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成立“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中国学者去该校进修。
1983年12月28日,杨振宁向邓小平建议:“国外认为,搞软件15—18岁较有利。”由此,科大少年班设立了计算机软件专业。
1984—1986年,杨振宁倡议的“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吴健雄物理奖”和“陈省身数学奖”相继成立。
1997年,在杨振宁的建议下,清华大学决定根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验,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
但直到81岁高龄,他才回北京定居。直到95岁,他才恢复了中国国籍。
这样暮年分水岭的路径,也隔出了舆论对他的分水岭。
有主流官方媒体把他定义为“留在美国,也是为了更好地爱国”。
有键盘侠说他,最好的科研生涯留在国外,老了回来找尊敬来了。
曾经奉命去动员杨振宁回国的物理学家张文裕曾回忆,1957年的“反右”给杨带来很大的思想震动。随后而来的,是众所周知的“大跃进、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
那时站在大洋彼岸的杨振宁,正手挽着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历史檄文,正作为红色的范本在遥远的东方国度被传颂学习。
看看身边是学术上更上一层楼的预期,是完整的开阔世界;回归则是莫名的运动,是叵测的运数,是不整齐的两块豆腐。
反正在我的理解里,杨振宁不愿意归国,实在难以被定义为神马“为了更好的爱国”,他不过是一个审时度势、趋利避害的科学家。
如果可以给今天辱骂杨振宁的键盘侠,一个与杨振宁同样高度的智商支点,一个站在历史关口抉择的机会。我也不觉得其中有几人,有勇气做出与杨振宁相反的选择。
2017年,杨振宁找回了中国国籍,为私利、为夙愿、为故国、为了父子和解,这都挺好的,因为这是选择的自由。
而此刻,刻意把杨振宁装潢成一个深入骨髓的爱国者,说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更好的报效祖国的媒体,或者说他刻意归国养老的键盘侠,讲述的其实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英雄情结,或是处处瑕疵的暗黑理论。
他是个天才,却也是个吸足了人间烟火气的天才。他愿意爱国,但不能为这份爱承担不利于自己的成本。仅此而已。
我有过一段离开北京养病的时间,生病的人心情不好、状态也不对,常常发点儿悲春伤秋的朋友圈。我当时的男朋友是条生活特别高大上的金融狗,就一直跟我口角“你现在怎么这么low”。那段时间,我们的关系特别僵。
后来我回北京,再去翻那些朋友圈,说实话,我也觉得自己low爆了。我渐渐能理解金融狗男友的心情,那年正是二级市场好到爆棚的时光,他的身边都是声色犬马的加速度人生,当然看不惯我每天在大东北抒发生活感悟。
我能理解他,却没能把那段感情继续走下去。
分手后我想,如果调换个角色,当时留在北京的是我,面对一个每天有病、无病都要呻吟的人,我的反应大概也是看不惯的想逃离。趋利避害而已,这是人性。
在我不够好的时光,你选择离我而去,这没关系。在我还蛮好的岁月里,你要回来,这也很好。但我知道,曾经的那段病苦时光,你并不愿与我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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