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华为搬迁东莞”的消息在网络热炒，华为新家“法式建筑”，“不是城堡就是别墅，还有小火车接送”等消息曾引发网络一片羡慕之声。
类似这种大型企业搬离一线城市的不仅仅是华为，小米也宣布将人工智能总部落户武汉光谷，而阿里巴巴集团西北总部则打算落地西安，二三线城市逐步成为诸多大型企业的选择之一。
归结起来可以发现，一线城市土地荒、高额房价对企业造成了致命打击，企业成本加深是企业逃离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深圳市土地、房价、用工成本不断上升，是华为搬迁的一大重要客观因素。
深圳等一线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城市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人多地少”成为一线城市面临的共性难题，稀缺的土地资源助推城市房价一路攀升。根据数据显示，深圳近一月二手房均价5.6万元/平方米，同比上涨6.82%，近一月租金78.35元/月/平方米，同比上涨29.76%，而华为所在的龙岗区，其房价也达到了3.7万，同比上涨了12.22%。
但50公里外的东莞，近一个月的二手房均价1.61万元/平方米，租金为28.51元/月/平方米，华为公司新址所在的松山湖的房价与平均值持平。对此，有舆论嘲讽“深圳的蜗居，到东莞大概可以买豪宅了。”
华为的搬迁正是企业与城市关系的直观折射，外界部分舆论指出华为搬迁是一个城市转型升级的必然，深圳本身用地面积较小，随着华为的壮大其用地规模难以满足，深圳已难以承载其需求。
事实上，华为所面临的困境，是深圳所有中小企业的一个缩影，企业的“城市生活成本”是各大企业发展不得不考量的经济因素，控制成本也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微漾产业创新平台负责人曾在接采访时表示华为走的最‘错’的一步是它专精于本行业，并没有像其他公司一样在深圳早期大肆获取土地。错失深圳早期土地红利的华为或许早已为此次“逃离”埋下了伏笔。
新一线城市人才政策以及政府对创投环境的扶持，也是华为等企业搬迁东莞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新一线城市纷纷推出人才新政，甚至一度掀起人才“争夺战”。
为了吸引更多高校生源，各城市也积极推出惠及毕业生就业的新政，如2017年武汉市政府出台“百万大学生留汉政策”，解决了毕业生落户难、住房难、收入低等痛点；
重庆也发布“鸿雁计划”吸引人才；成都则有捆绑落户、就业的“蓉飘”计划；西安最大限度放宽落户，为毕业生求职新一线城市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新一线城市的大力留人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北上广深的人才流失。
赶集网发布的《2018年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武汉远超一线城市，成为很多95后应届毕业生的首选就业城市，成都、西安、杭州、重庆、东莞等新一线城市也位居偏好工作城市前十位，95后选择工作地点看重“机会”和“发展”。
新一线城市对95后应届毕业生的吸引力正在增强。新一线城市在人员成本、薪酬待遇、管理培训费用等方面也都要低于一线，大型企业为方便顶尖人才的输入和流向，纷纷向中西部城市开疆拓土，“逃离北上广”似乎成为摆在企业面前的必要选项。
除人才政策外，新一线城市也注重改善创投环境，接连推出宽松的投资政策提升城市产业集群竞争力。
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内涵的丰富以及人民群众对人居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诸多新一线城市已经具备企业发展的优良资源。
此外，很多新一线城市不断放宽准入条件，打造营商软环境建设，创业园区、孵化器、财政补贴是新一线城市政府最常见的支持手段，并以其完备的配套、便利的政商资源集结成为各类企业的首选之地。
华为新址东莞市2015年发布《关于鼓励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若干意见》，对于成功挂牌新三板的企业，每家企业最高资助50万元。
2016年，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企业上市促进会成立，协会将组织会员企业出资设立基金，目前意向募集资金超过5000万元，欲致力解决园区中小型创新企业发展融资难等问题，部分舆论指出东莞向落户企业抛出的橄榄枝也是吸引华为搬迁的重要助推因素。
华为搬迁无疑为舆论场贡献了一波话题和热度，不管是艳羡华为斥资百亿打造的欧洲小镇新基地，还是唏嘘华为的“逃离”，这个带有明星光环的民族企业用一场华丽的搬家再次调动起了舆论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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