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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的政治参与，使现行的政府运作方式受到巨大的冲击，形成一定的舆论合力后，还会促生新的舆论方向。如何把握新媒体时代社会治理趋势，将激涌的民意控制在目前国家可以接受的程度上，在实现民意充分表达的同时，又避免因民意的过度表达而冲击政府权威、引发政治冲突，这将考验政府在新媒体时代的执政智慧。
舆情主题“上升”
新媒体的技术特性不仅模糊和重新界定了过去所谓“主流”、“非主流”和“权威”、“非权威”等概念，还改变了人们评价社会公共话题的参与模式。新媒体所具有的先天传播优势，使它越来越成为广大普通群众表达心声、愿望、诉求的重要阵地。随着舆情主体由社会精英层向普通大众层转移，社会议题更多涉及与普通大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相关的民生话题。
政府职能部门在处置舆情的过程中如果忽略网络舆论场的存在，民生诉求也可能转为政治诉求，与意识形态、社会政治、普世价值等话题勾连，舆情态势也更加多元化，更具复杂性。综合来看，舆论压力可能是未来政府决策长期面临的政策环境，公共政策必须经得起在错综复杂的社会舆论场的民意检验。
社会心态“转型”
我国目前正值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舆论场也淤塞了大量关于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倾诉，民众的社会心态正在转型重组。
十九大以后，相关部门关于互联网治理渐入佳境，政治环境出现积极变化，反腐力度空前，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网民作为颇具能量的“新意见阶层”，参与公共讨论的广度深度前所未有，在社会心态悄然转向的基础上，网络参政议政已经迎来新的高潮。
诚如硬币的两面，这种高期待有时也会产生负面的不理智情绪表达，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将面临更多风险和问题。
群体意识“失焦”
随着公民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参与公共事件的热情不断高涨，新媒体正成为社会舆论的源头。网络等新媒体作为一种自发性的意见表达形式，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传播出去或形成舆论强势，满足公众“知情”和“表达”的诉求。
如果不能理性引导公众有序合法地表达自己，不仅会大大抬升引导舆论的成本，还将使培育舆论“自我净化”的努力化为乌有。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具有匿名化和交互传播的优势，所有参与者可以获得“屏幕前的安全感”。
网民在表达各类诉求与意愿的同时，更容易在新媒体构成的舆论场中寻找共鸣，一旦个人表达转化为一定范围的群体表达，就会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暴力围观”的公共话题。群体意识的“失焦”，使得对个别现象、个别案例的关注，变成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讨论，直至上升到对社会体制和国家制度的否定。
多元诉求“嘈杂”
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利益问题，往往和思想认识问题交织在一起，并通过一定的社会思潮、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目前，新媒体开放、多元、交互的信息传播方式加大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难度，传统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凝聚能力下降。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成为舆论热点不断变化的重要推手，更使舆论引导环境复杂多变。
特别是由议题设置者和先导性意见促成的网络舆论，通常会在短时间内急速传导，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声势。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公众的意见表达空前活跃，民众对新政策的关注更加强烈。在公共话题交叠地带，特别是涉及如何深化改革、均匀蛋糕和保障基层民生等话题，多元诉求促使各方声音迅速崛起，网民在相互碰撞和激荡的互动中凸显自我意识，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复杂感受和表达焦虑。
新媒体的出现，要求社会管理者把网络舆论场作为了解民情、掌握民意的晴雨表，正确处理好点与面的关系、质与量的关系、快与慢的关系，积极考虑民众的接受范围、舆情的承受能力，在新媒体的技术平台上探索网络时代危机应对方式、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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