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教授，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大师，1 月 9 日去世了。他因将现代性、大屠杀以及后现代消费主义联系起来而著称，被认为是当代性与后现代性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关于特朗普现在一系列的所作所为，如果看不懂，可以看看教授的评价：他认为特朗普的上台意味着强人政治的崛起，特朗普成功结合工人阶级和旧中产阶级的所有焦虑，将消费型社会的失败归因于外来因素，例如外来移民，种族异类，而建造方案又无力解决问题，魅力强人承诺一场快速补救 ，虽然“野蛮”或不理性，但对沮丧的民众而言，仍然极具吸引力。
而与我们切身相关的就是这个词:新穷人
他指出，自19世纪的大工业生产时代以来，穷人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最大来源，在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自20世纪下半叶，现代社会开始发生一场转折 —— 它从一个制造者社会转变成一个消费者社会，穷人越来越指向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即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穷人来充当廉价劳动力了，这部分人名义上脱离贫困的廉价劳动力其实仅仅换了个身份，成为了更无价值的“隐性穷人”，这就是鲍曼定义的“新穷人”（new poor）。
而其所谓“无价值”就是指，这部分人虽然不是失业者，而是“现代工人”，但收入仅能维持生计，不具备充足的消费能力。
在消费社会中，边缘化便愈演愈烈：社会排斥“不合格的消费者”，低下阶层不只是“被贬”，更是被逐出阶级社会。加上今日社会问题往往被视为“安全问题”，边缘化趋势 开始波及各种族群，导致社会日益撕裂。
鲍曼提醒我们，新时代下，并不能再将”贫穷”简单折价为物质匮乏乃至身体痛苦，它同时亦是一种心理折磨与社会压迫。“新穷人”被迫生活在为富裕的消费者们所设计的社会空间和生活模式中，感受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
而“流动的现代性”是鲍曼对现在的世界状态的表述，与先前的 “固定”（“solid”）现代性相对。根据他在《流动的现代性》中的观点，从“固定的” “流动的”现代性之间的过渡为个人追求造就了一种全新的、与先前任何时候都不同的景况，使个人面对着一连串的从未经过的挑战，形象地来说，就是一种飘泊不定、不安全和不稳定性之感。
因为如今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制度再也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固化人们的行为，也无法作为指引人类行动与长期人生计划的框架或者参考，因此个人不得不寻求创造自己生活的其他途径。尽管短期计划或者插曲本身和无法组成类似“职业”或者进步“等概念可以进行有意义地分析的序列，但个人必须尝试将一连串没有穷尽的的它们拼接起来。
这是一个彻底个体化、碎片化的社会，每一个人似乎看上去都拥有了自由，但同时也丧失了安全感。
公共领域不再是讨论重大的政治议题，大众关心的是明星们的琐事和隐藏在心底的私事，而没有人去关注真正在发生的重大的事件。
这种碎片式的生活要求个人必须具有弹性与可适应性，并且需要愿意经常性地在短期内改变策略，无悔地抛弃誓言与忠诚，以及根据他们的实际能力去追求目标。
我们可以感受我们自己，有多少人不在焦虑了？来自房价的焦虑，来自对比的焦虑，来自太快的焦虑，来自行业的焦虑，来自未来的焦虑，罗胖演讲中曾提到的：“之前用几代人承受和消化的痛苦，现在要用我们一代人去承受掉。”
可能这个时代很坏，也很好，但愿你我都不是“新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