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五一假期，因为一个德云社相声演员的闯入，已经模糊的罗尔事件再度被一些人回忆起来。两年多过去了，流行于众人日常朋友圈的网络众筹行为是否会涉嫌“骗捐”，始终是一件极为敏感的牵动公众神经的事。
吴帅，艺名吴鹤臣，2009年师从郭德纲，2019年4月8日突发脑溢血住院。5月1日，吴帅妻子@张泓艺通过“水滴筹”发起上限百万元的募捐。该行为被媒体爆出后，网友质疑其在北京有两套房、一辆车，大病也有医保，竟然“建档立卡贫困户”，并且众筹金额高达100万，这种行为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存在“骗捐”嫌疑。
同时，网友还圈出张泓艺发布的筹款进展，其列出的大致后续花费包括房屋租金、护理费用、针灸推拿...等。网友嘲讽，后续花费这么高、这么齐全，这是看病和康复全都指着大家的捐款了。除此之外，在张泓艺发布筹款链接的时候，该微博显示是用华为p30 pro发送的。其丈夫4月8号发病，而华为新手机4月11号才发布，她在丈夫发病期间买新手机，这完全不像真正缺钱的样子。
在这次众筹行为引发众人质疑的同时，水滴筹同样被赶上舆论的炙烤架。对于这次众筹行为能被审核通过，网友开始质疑平台是否有提前核实房产、治疗费信息，并提出新问题：1.水滴筹是否该设立门槛？2.水滴筹平台该如何审查发起水滴筹人的资格？
在舆论的不断质问下，5月4日，水滴筹相关负责人回应称“有房有车也可以发起筹款，勾选“贫困户”是发起人误操作。曾与医院沟通，但医疗花费医院也没办法给出”。该负责人还称，平台“没有资格去审核发起人的车产和房产”，只能要求发起人公开说明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去做公示”。
于是，在继#德云社吴鹤臣脑出血众筹百万#成为微博热门话题后，#水滴筹 没资格审核发起人车产房产#继续引爆话题，至今为止阅读量已达1.2亿。网友认为，如果众筹平台不审核发起人，没有任何门槛，这就是为骗子提供诈骗平台，这会让真正需要钱的人筹不到钱，而让有些本来经济还可以的人钻空子。
大家除了无法接受水滴筹“没有能力去核实”的对外表态，同时还挖出其app页面设计问题，认为某些文字表述有“诱导行骗”的嫌疑。
相对于水滴筹，德云社陷入舆论漩涡则是一次“躺枪”。在“德云社吴鹤臣脑出血众筹百万”的新闻一经爆出后，部分网友认为这是德云社福利不好导致的。有人质问德云社为何不捐款，还有人认为，郭老师不是一直父子情吗？为什么不直接帮他，忍心让弟子去众筹？
舆论发酵两三天后，@张泓艺、德云社、水滴筹三方都分别做出了回应：
@张泓艺 表示，错把100万元筹款上限当目标金额。还解释称，家里的两套房是六环外铁路系统的公租房，一套在父母名下，一套在已去世的爷爷名下，均无房本，无法出售。她还表示，车是自己婚前购置，家中有瘫痪病人，从家到医院六十公里，日常出行很是麻烦，所以“车不能卖”。
然而，网友对其回应并不满意，反而因为她质问网友的语气而让人产生反感情绪，认为她丝毫没有需要大家帮助的感觉，幸亏自己没捐。
德云社方面表示，吴帅有医保，其妻发起众筹系私人行为，对于现行医疗保险的相关政策了解不足。德云社已开展内部募捐活动。众筹通道现已关闭，共筹款148184元。家属表示，这些钱将按照平台规则由平台方直接划入医院账户，花费明细将由家属自行公开。
在德云社回应后，很多人认为，相对于社会上很多其他公司，德云社已经算是很有人情味了，不应该对其进行道德绑架。
至于水滴筹的官方回应及影响，则如前文所述，舆论呈现出一边倒的批评与讽刺。
舆情反思
1、网民对于“家庭困难”的界定标准存在很大差异
事实上，网络上类似的事件并不鲜见，如2016年罗尔事件。造成这类舆情的产生根本原因，其实是发起人与网友对于“家庭困难”的界定标准存在很大差异。
很多网友认为，网络众筹应该是卖房卖车、求人借钱、穷尽身边资源之后的最后一步棋。网友的观点反映了一种朴素的道德原则，一个人在遇到困难寻求外界帮助时应该先己后人、先近后远。这是人们长期遵循的惯例，也是应该被网络众筹遵循的原则。而张泓艺、包括之前的罗尔则并不这样想，他们把网络众筹当成了“排名不分先后”的可选项，甚至作为无成本、无需偿还的优质选项，会优先启用——筹到钱再说。
这种行为也暴露了网络众筹平台的核心症结：求助人付出的太少，得到的太容易。这个症结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会使网络众筹与网络乞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2、慈善领域负面事件具有敏感性，舆论监督呈现狂欢化倾向，刷屏、站队、反转频现
随着互联网公益慈善的高度渗透，一方面网民的慈善情怀得到了最大范围的激发，而另一方面，公众对于“瑕疵”的容忍度也更低。
一次次的爱心众筹变成欺骗，公众的善良与信任被无底线消费。网民通过围观、爆料、转发、关注、评论、调侃、宣泄等形式，使得舆论场上的狂欢情绪汇聚成一条浩浩荡荡的评判潮流，具有了强大的扩散性、关注度和影响力。
一定范围内的舆论监督能够促使慈善领域诸多暴露的问题得以加速解决，但狂欢化式的监督无疑会带来反作用，让部分网民已经产生了对慈善捐助的踌躇和犹豫。例如罗尔事件发生后，有网民评论说，“用力过猛的网络募捐，用力过猛的网络感动——引发质疑后，变成用力过猛的网络愤怒，不明不白的感动变成义愤填膺的声讨”。网民由此担心对救助行为“产生用力过猛的警惕”。
3、互联网公益平台应该采取相关措施规制投机行为
互联网公益平台作为一个法制建设尚不完善的领域，成为部分投机分子利用不法手段谋取私利的渠道。虽然平台方既不是内容生产者也不是直接受益人，但是仍需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这些年多起诈捐现象引发社会性关注就是在向平台敲响警钟。就此，有网民甚至认为，这或许是下半场互联网经济的一个机会，即“信用经济”越来越重要了。如果水滴筹等公益平台能将社会信用等级作为发起人的证明依据之一，让社会信用较高（当然，不能仅仅是经济水平或消费能力较高）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帮助机会，那么对于纠正慈善乱象或许会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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