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到处找着你的眼镜，最后却发现它明明架在自己的鼻梁上。感觉兜里的手机振动了一下，掏空了身上所有的兜却看到手机安安静静地躺在你手边的桌上，点亮屏幕，通知栏没有任何新的消息进来。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到处找着你的眼镜，最后却发现它明明架在自己的鼻梁上。感觉兜里的手机振动了一下，掏空了身上所有的兜却看到手机安安静静地躺在你手边的桌上，点亮屏幕，通知栏没有任何新的消息进来。
科技在潜意识里已进入你的身体，成为了它的一部分。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时，我们也产生出“低头族”、“振动幻听综合征”及“数字原住民”等词汇，描述科技给我们造成的影响，它们昭示了一部分人感到的不安情绪。曾有学者分析电视让受众失去了思辨能力，夺走了一代人的童年，如今也有大量研究者把智能手机、iPad等移动智能设备放在同样的位置上。
事情是否有别的可能？我们（特别是年轻人）确实如此脆弱不堪吗？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文章，作者耶茨在这篇文章里给出了一个积极的答案：
她肯定了科技的贡献，提醒我们至少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有选择地设计和使用APP。
*本文最早发布于How We Get to Next，基于CC BY-SA 4.0，文章原名“Your Brain is Your Phone”。
公元前370年，苏格拉底忧心忡忡，因为当时的年轻学者正将辩论的形式从口头交流转向书写笔战。苏格拉底排斥书写，他担心这种新的科技可能会对年轻人的头脑带来不利影响，甚至认为书写会在学习者的灵魂中诱发遗忘：当人们开始书写，他们就不再动用记忆能力了。
数千年后几乎同样的事情上演了：20世纪的电视引发了道德恐慌。诋毁电视的人担心这项科技会把人们变成呆板的、失去创造能力的“沙发土豆”。几十年后，电子游戏的下场更加悲惨，人们指责它让孩子们不再能够考虑事情的是非对错，变成好斗的怪物。
到了2017年，智能手机超过其他的日常科技物品，变成了我们恐惧的投射对象。这并非意外之事，我们用智能手机帮自己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记录真实信息，帮我们找到一些人并且和他们交流。智能手机俨然已成为我们的一颗外置大脑。
一旦丢了手机，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被截去了一条手臂或大腿，那种效果可以相当震惊。别的一些科技其实也能达到类似效果，在潜意识中它们已成为你自我的一部分。一个智能手机原住民通常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一部智能手机，他该怎样度过接下来的分分秒秒。如果你还记得智能手机出现以前人们的生活，你可能得担心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担心智能手机正如何改变着我们。
我们的大脑和智能手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会对我们的精神健康、社会生活以及年轻人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值得好好考虑的问题。但把焦点放在智能手机会怎样“重塑孩子们的大脑”却错失了重点，我们应该少担心一点“手机会改变我们的大脑”，而多想想这个在改变着我们的设备本身，它是不是靠得住。毕竟，设计它们的人一直盘算着从我们身上赚钱。
聊到智能手机，如今媒体每天都在向我们传递着和它相关的负面信息。如果全盘接受这类信息，你得到的将是一幅荒凉的图景。这些报道呈现的人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孤独、焦虑，年轻人尤其如此。
最近此中突出的范例当属《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由心理学家让・M.特文格（Jean M. Twenge）撰写，他在标题里就直接问道：
(((8)))
文章呈现了一幅极具说服力的反乌托邦图景：独居一隅、缺乏维生素D（译者注：皮肤可以借助日光中的中波紫外线激活一种化学物，它可以进一步转变产生维生素D，长期不出门的人则会因接触不到中波紫外线而缺乏维生素D。）的数字原住民一代将自己锁在房间里，频繁地查看他们的数字设备上是否有新消息，别的活动都被打乱。
这群年轻人不怎么喝东西，性需求、睡眠都变得比上一代人少，甚至连驾照也懒得申请。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让他们始终保持在线的东西――智能手机。
这类论证并不新鲜，持此观点者指出，如今的年轻人和他们的上一代在行为举止不同，然后把这个变化归罪于一种特定的新科技。
社会学家大卫・奥斯韦尔（David Oswell）在他的一篇论文（该文收录于Cool Places: Geographies of Youth，一本详细记录了全球各地青年文化的论文集）中研究了类似的现象，只是他的研究对象是当年的电视：
对于长者来说，电视是年轻人行事不可预知、难以掌控和纪律散漫等诸多特点的一个象征。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事情正在智能手机上发生，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始终在线的状态也受到了非议。正如数字青年文化研究者凯蒂・戴维斯（Katie Davis）回应特文格时指出，正在年轻人身上呈现出来的各种趋势之间确实存在相关关系，但这类关系并不必然是因果关系。数字媒体不会是这些趋势背后的唯一肇因，认为所有2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因为使用智能手机受到了同样的影响，也是一种简化的解读。还有很多东西能影响这种代际行为模式的变化。
2017年8月，英国儿童委员会（UK Children’s Commissioner）的安妮・朗菲尔德（Anne Longfield）在英国的媒体上发起了一轮关于限制孩子在线时间的讨论，她把社交媒体和垃圾食品作比较，认为限制在线时间的责任在于孩子的父母。
长久以来人们都在担心“在生物学上我们还没有演化到可以适应如今的科技，这一科技让我们保持久坐的身姿，却令头脑经历着兴奋和混乱”（语出儿科治疗师克里斯・罗恩），朗菲尔德的想法正是这种担忧的最新表现。
在网络上随便一搜，我们就能发现成百上千的研究的结论支持这种担忧，比如智能手机影响了我们的专注力，或者接触巨量信息正在“偷走”我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几位心理学家请了几位年轻的志愿者参与一场实验，心理学家在这些志愿者脑部布设了核磁共振成像设备，并让志愿者使用各自的Instagram。当志愿者发现自己在Instagram上发布的图片获得“赞”时，心理家记录下他们的脑部活动状态。
对比相关的脑部扫描后心理学家发现，对这些志愿者的脑部来说，在Instagram上获得“赞”，和注视相片中他们所爱的人或者得知自己刚刚挣了一大笔钱，导致的多巴胺飙升效果是一样的。他们据此撰写的论文于2016年发表在Psychological Science上。
一些父母担忧过度，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了社交媒体戒断诊所，但另一方面，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确实显示，有67%的美国青少年遭遇过网络骚扰。
但我们可以同样轻易地组织起另一批发现，依靠它们翻转这些对智能手机的负面印象。
一些研究发现，屏幕媒体尤其是电子游戏提高了使用者的决策速度，同时并未对这些决定的准确性造成负面影响。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研究者达夫妮・巴韦利埃（Daphne Bavelier）和C.肖恩・格林（C. Shawn Green）发现，玩游戏甚至也许是一种有效的认知疗法，10岁以下经常玩游戏的儿童的反应时间[译者注：反应时间（reaction time），感受器接受外界刺激冲动的信号，传送至大脑皮层，皮层辨识信号并从运动区发出指令，经由神经达到反应器使活动肌肉收缩，这一系列活动所用时间即为反应时间。]和一般成人相当。
睡眠研究者拉塞尔・福斯特（Russell Foster）已指出，尽管人们“感觉”手机影响到了他们的睡眠，但我们仍然缺少实证证据支持这一论断。
西蒙・梅宾（Simon Maybin）则在他发表于BBC的文章中展开了探索，他认为新科技缩短了人们的注意广度[译者注：注意广度（attention span），一个人在单项行为中可以集中注意力的时间长短。]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正如“注意广度”这个概念本身是虚构的一样。
毋庸置疑，年轻人确实乐见他们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获得别人的“赞”，支持这一倾向的理由不应局限于它带来的多巴胺上升。我们可以有更加抽象的、个人的因素如社会接受度、专业上的虚荣心，甚或针对前任的“看我现在过得多好”的小心思。既然如此，凭什么拥抱朋友带来的多巴胺飙升是“好的”，而你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照片从朋友那里得到一个“赞”、造成同样的飙升，却是“坏的”呢？
让我们弄清楚一点：诸如上面提到的这类研究表明，智能手机正在影响年轻人的大脑。
和上一代人相比，年轻人如何行事、思考在发生着变化。但真正重要的问题并非智能手机要不要对这种变化负责，特别是考虑到，一种新的科技总会改变使用者的大脑。思考这种变化是“好的”还是“坏的”也没有什么意义，它就像代际之间的误解一样，是一种古老的谬误。
“我们身处的时代最棒的一点是：随便谁，只要他比你稍微大一点，都能给你来一句‘想当年……’然后聊起一项普通的科技，对当时的他来说那还是崭新的东西，”罗伯特・罗森博格（Robert Rosenberger）解释道，“真正让人惊讶的其实是这项科技变得普通的过程，它发生得如此之快。‘变得普通’正是这个时代最棒的部分。”
罗森博格是一位科技哲学家，目前供职于乔治亚理工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对“新科技内在地对我们（的大脑）有害”这种论断，他并不买账。大脑会在科技和我们已习得的行为之间建立一种关联，罗森博格和我交谈时提到这一点。“我认为这种关联并不是内在地被动形成的，”他在电话里说，“问题更多地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类关联。”
有一种名为“振动幻听综合征”（Phantom Vibration Syndrome，PVS）的东西，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症状”：
你感觉裤兜里或包里传来沙沙一阵响动，那是你的手机在振动。当你伸手去掏，手机却根本不在那儿。再一定神，你发现它就在你眼前的桌子上放着，根本没有响动。
罗森博格是振动幻听综合征的几位主要研究者之一，他说：“PVS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有调查数据表明它很流行，但它对人们基本无害，大多数有PVS的人并不觉得它是多大的麻烦。”
罗森博格解释道，我们的大脑已经发展出了这样的神经通路，它指望着手机发出振动，以致每一次O@响动，都被这种神经通路解读为手机正在兜里振动。还有别的例子，比如人们搜寻着不翼而飞的眼镜，而事实上眼镜就架在他们的鼻梁上。
这是一个愚蠢的误会，大脑日益习惯于种种外在的科技并把它们识别为身体的一部分，于是有了这样的副作用。我们在无意识中把大脑训练得忽略了这种后天产生的关联，就像我们在浏览一些网页时忽略了横幅广告的存在。
神经科学家伊恩・吉尔克里斯特（Iain Gilchrist）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专攻视觉探索（visual exploration），他指出了“被信息淹没”这种说法是如何“妖魔化”了现代人使用智能手机时的大脑。“眼球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每秒转动3次，”他说，“在众多信息中，眼球替大脑指出了那些有趣的、相关的信息。”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生物学上就已经“被信息淹没”了。
“的确，从认知上来讲，科技是苛求的，但我们就是这样被苛求过来的，”吉尔克里斯特说，“我不认为科技本身，或者它呈现出的样子在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大脑。我也不认为新科技必然带给我们更大的压力。”
“从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看，科技演化至今，已经能适应人类的认知方式，”吉尔克里斯特援引了一段历史作解释，“印刷读物的发展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段时间，那时书上面的字母印得非常小，人们得费相当大的劲才能辨认出书上写的都是些什么，紧接着印刷厂就不再印这种字号特别小的书了。”
我们不断变化的习惯不仅仅关乎信息，也同样关乎休闲和社群。如今十几岁的青少年，和最早拥有在线生活的那代人之间至少有20岁的年龄差，智能手机已经彻底地为新一代青少年铺平了通向互联网的道路，时刻在线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中普通的、本当如此的一部分。
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搜寻、分享和使用在细分领域里他们喜爱的内容，之前的年轻人可能做梦都想不到。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就像吉尔克里斯特说的那样，每一种新的数字内容都是对人类认知的一种新适应。
对此我也有切身的观察，故事发生在位于伦敦西南的一所小学的课堂上，一群11岁小朋友围在电脑前，他们盯着屏幕上一段YouTube视频。视频中厚厚一层蓝紫色胶状物从一根木勺里倾泻出来，不断变化着形状，直到碰到木勺下方一口碗的内壁，看得小朋友们着迷。下课后他们跑过来用我的手机浏览一个Instagram账号@satisfying.video，博主有多达42000名粉丝。
那段视频里，一只上色到一半的陶罐正在陶工旋盘上旋转着，有人用一支刷子缓慢靠近陶罐，划出的划痕完美地分开了陶罐上仍然柔软的黏土。这也是一段令人着迷的内容。
这只是几百段类似的Instagram视频之一，由名字像@satisyingvideo @slimequeens以及@sand.isfying这样的账号发布。YouTube上也有这样的趋势，光是名字和“Oddly Satisfying”（字面意思为“奇异地令人满足”）非常像的频道就有成千上万个。
这种现象令我痴迷，因为它表明现在的年轻人想要成为互联网的一部分。无论我们谈论的是Instagram带来的多巴胺飙升，还是孩子们搜寻让人放松的视频或社群空间，这一代人了解并且习以为常的这一切，得益于他们广泛地接受和使用了智能手机。
而一旦广泛接受了智能手机，这一切就变得不可避免。在直觉上，智能手机已经成为这些年轻人自我的一部分，他们则创造了反馈回路，进而影响到他们可以用智能手机做什么类型的事情。
当人们对智能手机产生忧虑时，他们常常大谈“为了年轻人的精神健康，我们应该把年轻人和智能手机隔离开来”。但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或许早已把智能手机看作自我的一部分。一个年轻人对关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屏幕这个媒介，如同模拟关系和数字关系一样。在线状态给年轻人带来了广阔的可能性，只要还能够选择和朋友们一起看胶状物视频，就算还是呆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也乐意。
在一个青年俱乐部都关门大吉的小城里，一个少年应该怎样找到他的社交空间？答案是只要给他接入网络的设备，不管在哪，他都能通过网络找到属于他的社群。对于边缘性的社群，互联网已成为他们的生命线。
YouTube能够以电视不可能的方式照顾到多元性，而“Black twitter”或“Desi twitter”（译者注：“Desi”是南亚人称呼自己的一个名词，也是侨居海外的南亚文化群体的代称。）是一个成员能够在其中安全交流的空间，他们可以在这里完成一切，从开玩笑到伸张正义，这些是不会从主流媒体那里得到足够关注的内容。对于这些社群的成员来说，这个空间就显得意义非凡。
我在那所小学里遇到的孩子可以说代表了一代人，有互联网作为直觉性工具，他们是天生的问题解决者。与其关注大脑（特别是年轻人的大脑）的生理学变化，我们不如想想，为何一些变化让我们感到恐慌，而另一些却没有此种效果。担心智能手机对大脑的影响时，我们或许错失了一个更加重要的焦点，那就是智能手机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罗森博格说，“未来人类的大脑可能和现在差不多，但我们肯定会遇上一些现在还不知道的难题――也许正因为我们没来得及好好思考一种科技的后果，就允许它广泛流行开来，我们才会遇上这样未知的难题。”正如罗森博格，吉尔克里斯特也不满于把责任都推给科技的使用者，他认为要对科技负责的人是设计师、程序员以及产品经理。
在硅谷，有一群人担心着从这个地方走出去的设备会带来怎样的伦理问题。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曾是谷歌的一名“产品哲学家”，他自命为倡议团体Time Well Spent（字面意思为“欢乐时光”）的创始人，这个团体主张，我们需要的是“服务于我们的科技，而不是广告”。
在他们的宣言里，你可以找到这样一句话：“答案并不是抛弃科技，而是改变科技产业，把用户的最大利益置于第一位。”
Time Well Spent发起过一个引人瞩目的投票，共有20万iPhone或iPad用户给不同的手机APP排名，评定这些APP让他们感到多么“快乐”或“不快乐”。让他们感到最不快乐的前10个APP里，有两个是仿《糖果传奇》（Candy Crush）的游戏，而《糖果传奇》这款游戏早已声名狼藉，它的设计非常具有成瘾性。社交媒体类APP如reddit和Facebook，以及约会类APP，同样也在最不快乐的榜单里位居前列。
哈里斯对“科技正在绑架我们的心灵”深信不疑，正如他在最近接受《连线》杂志采访时说的那样：
我们和智能手机之间的联系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密，我们清楚这一点。智能手机正在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它改变着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让我们日益依赖借由它与这个世界相连，进而改变我们如何解读这个世界、如何与世界交流。
回到苏格拉底的时代里，书面文字也具有这样的效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文字，外部世界的物件能够帮我们回忆一些事情。
但智能手机不是一张纸，它甚至也不像电视那么简单。各种智能手机本身，它们搭载的操作系统以及系统上运行着各类的APP――开发者和设计师推出它们，是为了把我们用户的注意力转化为利润。
相比于公共广场，智能手机更接近购物中心。我们信任智能手机，但智能手机却被激励去误导、欺骗我们。当我们分析现在的青少年如何与他们的智能手机互动，一个被私有化想法形塑的社会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东西。
2017年哈里斯发起了一场新运动，以鼓励APP设计者为他们的决策负责。他在其中抛给产品设计者的问题包括：
他也鼓励智能手机的重度用户对自己的使用行为多上一点心。
规定你花在智能手机或特定APP上的时间，并不能保证你能更有效地利用它们。安妮・朗菲尔德等人的建议则更加粗暴。对于御宅族或依赖智能手机来联络朋友的人，“那就别上网”也没有什么助益。来自不同社会、经济体或族群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需求，这些背景会影响到我们如何认识智能手机的使用，把特定的负面事件认作是使用手机的后果。
今天再谈论智能手机或其他设备，“它们背后的科技是不是值得欢迎、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等话题应该翻篇了。
我们的大脑自有适应性，它在不断适应着目前的新环境。伴随大脑演化，我们能做的只是顺应这个过程。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我们的确也面临着一类挑战，就是如何处理我们与智能手机之间的关系。
当你感到这一切变得难以承受时，你至少可以点开一段胶状物视频，放松一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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