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今日头条
作者 | 界面新闻
前言：
去年三月，我做了一系列采访，试图描述一个非常当下的趋势：大约2010年之后，互联网涌现了大量知识性社区、媒体和红人。它包括了微博、微信、知乎等平台，也包含了果壳网、大象公会、罗辑思维等内容生产者（在很多时候，其中一些也自称社区、平台），还有“博物君”张辰亮这样因通晓万物而坐拥数百万粉丝的知识红人。
“知识”，或者说以文字形态出现的“知识”，在互联网上已经经历了几次爆发，从BBS，博客，到今天。所谓信息革命，就是在改变信息传输、表达的形式，原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知识，普及到每一个终端的使用者，并使他们交互传播。这一革命中释放出的巨大活力，造就了各种知识社区和知识形态。
但是，2010年之后的变化有其自身特点，第一，移动端的普及使得互联网真正深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此时知识、内容的传播量级和以前完全不同了；第二，资本的驱动，使得原本以免费、分享为特质的互联网革命，有了新的使命：盈利，也就是所谓知识变现。
并非偶然的是，这一变化发生的同时，平面媒体经历了无可挽回的衰落。这种衰落，不仅是传播形式的转型，也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末路。两位互联网时代的知识红人，全部来自传统媒体，或是传统媒体的参与者（作者），有人至今仍然保持着平面媒体人的身份，但是基本上，他们已经在重塑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并在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采访结束之后，我深感这一问题之复杂，它跨越了许多领域，技术、资本、媒体……而它又如此重要，也许这个过程中，就会诞生未来的知识形态。它也令我疑虑：在盈利的冲动下，什么知识被贩卖，什么知识被冷落？无论零售或是批发，文化产品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那一面，如何来保护它的公众性和严肃性——那绝难定价的部分？
在我还在整理思路的时候，在行推出了分答，知乎推出了知乎live，罗辑思维推出了“得到”。这些产品都是上述逻辑的延伸，但是新的、可行的商业模式似乎已经出现。我深切地感受到，在每天都可能发生变化的互联网，最可笑的就是一个来自昨天的报道，更何况是来自上周，上上周。这种难以追随的速度，和仍在局中的迷惘，让我暂时放下了这一选题。
一年之后，再次回顾这些采访，却发现其中的大部分仍不过时。也许是因为最近没有再诞生现象级的、改变局面的产品，也许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那么迅速。
就像历史永远很重要，这两位采访对象的自述，是知识重组与转型中的一些切面，也表达了面向未来的思考和困惑。互联网在重塑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保持关注，并加入更多维度的讨论和想象。
今天的两位口述者是果壳网、在行、分答的创始人姬十三，以及另一位果壳网的创始人和总编徐来。
— — 正午 郭玉洁
姬十三：从科普作家到时间电商
口述：姬十三
姬十三，生于浙江舟山，现居北京。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后于复旦大学获神经生物学博士。2010年11月，创办果壳网，致力于让科学流行起来。2015年3月，姬十三创立知识技能共享平台“在行”。2016年5月带领团队成功孵化付费语音问答“分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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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一财》做了一个专题，叫《知识青年做生意啦》，当时采访的是丁香园、译言网和我们，算是三个标本。当时我们都很纠结，原来有公益色彩的一个小圈子，现在要商业化了，那这中间怎么平衡？三家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译言网就是完全工业化了，丁香园做了一个妥协，他们做了一个版主管理委员会，版主可以比较自主地去治理版面，比方说我去版里投广告，如果版主反对，就不能进行。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后来坚持了多长时间。那我们做了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把果壳和松鼠会彻底分开了，这是三个知识性的机构，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做了一个判断。
我们国家科普的脉络一直有的，只是过去跟大众传播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算是把新媒体的传播玩得比较好的一拨人，会运用大量时下流行的、擅长的方法论来做科普。
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就特别想在大众媒体上写东西。原来科普文章都只能发表在科普媒体上，大众媒体上是比较少的。我就比较花心思做这件事情。我会在很多城市的媒体发表文章，给时尚媒体写东西，我会特意去琢磨，风格应该是怎么样的。徐来是另外一个方向，他本身是媒体一线的，《东方早报》的评论员出身，对新闻有很好的敏感性，他把这样一种脉络带到了科普写作当中。包括其他人，像瘦驼、云无心在各自方向上的探索，会给科普带入一些新的风格，更加容易被大众传播和接受，也更加容易融合到一些新的媒体形式当中。今天来看，科普写作五花八门、百花齐放，但是2004、2005年之前，很少有人把科普写成这样子。正是2004到2010年之间，大家做了这么多文体上的实验，使得今天出现各种可能性，使得科普的边界变大了。
包括我们当时科学跟艺术的结合，今天来看其实都蛮正常。2009年，我们做了一个科学嘉年华，让科学家跟演员，跟艺术，跟音乐家一起同台。2009年之前真是很少人有这么做的。
我是2004年从上海到了北京，我当时特别喜欢连岳，要学习连岳的生活方式。北京一帮人跟我说，自由撰稿人在哪不是写，对吧。我就说，到北京来待一年看看，就过来了。当时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到了北京，没想到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
在北京，我参加了很多媒体的活动，认识了京城文化圈的人。包括2006年，我在牛博上写东西，都会打开一些视野，接触了一个理科生过去不太接触到的东西。我觉得我比较擅长把各种东西分装起来，把A跟B放在一起，变成一个C。
刚到北京的时候也是自己在写科普文章。2008年开始做科学松鼠会，一开始就是一个群体blog。那时候就意识到团队的价值。作为科普写作者，单个的产量不可能很高，比其他领域的写作者更少。一方面，因为这些人是科研第一线的，是业余写作，另一方面写作难度很大，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不可能那么快。所以，如果要更好地发声，就必须以团队的力量。
2008年，我坚定地说我要推这个事情，而不是单打独斗。而且，科普文章的个人风格相对不明显，更适合成为一个团体和品牌。我们要把这群人聚集起来，让这个事情变得不同。也是因此，我就会比较多地去了解和学习，怎么用互联网平台去生产内容。如果只是一个人在干活，你肯定不会想这个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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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到2010年，科学松鼠会持续发博客，我那时候做各种打杂的事，去想生态关系是怎么样的。对写作者来说，一方面是想提高写作能力，另一方面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媒体发表。那时候媒体跟作者之间不像今天这样，大家有微信号，很容易找到，所以那时候协调组织者的价值比今天更大。
当时，也算是无意中洞察到了一种趋势，大量有科研背景的年轻人，愿意参与到科普事业里面，或者用今天的说法，在科研领域里面有大量的认知盈余是可以贡献出来的。
2009年1月，松鼠会出了一本书，还拿了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奖。当时很快就看到大家抱团在一起所带来的价值，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更有价值的，这个发声的能量就大了。
那一年，松鼠会做各种代工，帮央视做分期的剧本什么的，一年可能赚了二三十万。有三四个人全职，赚了这么点钱。主要的工作是非常公益性的：维持这个blog的运转，背后有100多人，让大家持续地写出稿子，在媒体上发出声音，然后办一些线下活动。办媒体写作班，各种班，都是公益性的事情。
我们一直就想做公益， 2009年我全职来做，也是想把这个组织做成一个NGO。但是后来发现在NGO的系统里面并不那么受待见，很边缘，当时有很多公益性的奖项，我们都申请，都入围，但最后都没有拿到。
今天可能会不太一样。过去公益特别苦哈哈，今天大家会提倡各种社会创新，提倡快乐公益，2008、2009年正好是一个过渡。所以2009年，我们就发现，让松鼠会单独成立NGO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正好2009年底，赶上中国的风险投资又到一个高峰，就有VC来找我。2010年前后，大量web2.0社区兴起，当时豆瓣如日中天，投资我们的挚信资本投了果壳网，投了穷游，投了雕刻时光咖啡馆。
当时大家非常理想主义，VC也非常理想主义。他们觉得未来这些亚文化的机构，会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且都会成长为更大的品牌，包括他们投了单向街，都是一样。大家非常理想主义地认为，一个社区有非常大量的用户，有VC，就有很好的商业变现。那时候VC是不考虑商业模式的，不像今天大家算术算得很厉害，对商业模式确认很厉害。所以我觉得2010年前后，中国诞生了一大批各个方向的亚文化社区，某种意义上是互联网的文艺复兴，真的是。今天不太可能有这种完全不谈钱，不谈商业模式的机构会被投资，非常难。
你看知乎那时候也不想，穷游也不想，我们也不想，然后就可以拿到投资。2009年投资主动找的我，我在那之前完全不懂，也没有任何创业教育。
2010年，注册果壳网，更适合内容的发声了。第一次融资，手里拿了几百万，跟过去一年只有二三十万可以花，这个力量肯定是不一样的。果壳注册之后，我们招了十几个编辑，基本上也都是有科研背景、对文字感兴趣的人。当时就分了十来个领域，然后定不同的领域，找不同的作者，还可以发稿费，力量就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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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开始，整个风险投资有小低谷，2012年下半年是资本的寒冬。对于一个机构来讲，你也会很快面临发展的第二阶段，那时候对商业模式上的拷问就比较严厉，压力比较大。
我们是2013年上半年拿到B轮，拿得非常艰难。B轮之后就开始考虑变化了，开始了专业教育方向。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是过去几年，对这些事情、对生命的理解吧，会觉得单纯的知识分享不够，想做更深一点的事情。知识分享，是站在传播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它当然有价值，但是当你站在接受者的角度，要更多地考虑接受者自身的知识结构。那时候我钻到教育和学习的问题里面，觉得很有趣。
当时在果壳上也发现一些变化。用户可以在果壳上自建小组去发展，在这些小组里我就看到了慕课这种形式。2012年是全球慕课元年，国外的慕课形式也刚开始，后来2013年被称为中国慕课元年。果壳的用户算是科学跟学习的先进分子，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趋势，觉得可以往这个方向做做看，所以做了慕课学院，做了教育上的一些实验。
这和我的背景也有关。我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专业叫学习和记忆的神经机制，就是研究人是如何学习和记忆的，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兴趣很浓厚。
传播，我觉得是单向度的，而教育和学习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要有大量的互动跟反馈，这才能算得上是教育，也是一种更好的的学习。慕课有大量的互动，你是可以在上面做作业的。老师、助教会沟通，整个体验就跟课堂很像。
今天有全球很多大学加入进来，也是因为慕课跟过去的的公开课不一样，公开课就是一个视频分享，而慕课有大量互动在里面。你学完以后还能拿到证书，你要考试，这都是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设计课程，但我们把全球的课程接入进来，有两百所大学提供了几千门的课程，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学习者的社区。中国也有一些机构在提供慕课的内容，像清华大学、北大，都有，我们相当于做一个内容商区和平台。付费的话我们会跟平台分成，目前还比较少，这个商业模式也在探索当中。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完全不懂商业模式，对我来讲，这五年创业也是挺大的成长过程，从一开始完全不懂互联网产品是什么，只有一些媒体思维和内容创作的思维，到今天，我经常给人讲创业经验。最重要的变化是如何从产品的角度，去设计一个模式，是一个经验的积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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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是2014年底内部起动的，2015年4月份APP上线。回过头来看，脉络是挺清晰的，关于知识，就这三件事，一个叫知识的分享，一个叫知识的学习，在行是知识的服务。
2013年初，当时我们想启动在线教育，就觉得，你在办公室拍脑袋太远了，离开大学也太久了，应该看看当下学生们在聊些什么。所以就去了清华，在男生宿舍住了几天。结果学生们问的都是：我应该搞学术还是找工作？去外企还是考公务员？实习该花多少力气？很有意思，本来想研究怎么学，却发现更重要、更底层的问题是为什么而学。
另一方面，做了慕课学院之后，慕课是对全球的课程进行点评，所以当时有个想法，我能不能把人当做点评的对象？如果我能够进行点评你，还能帮另外的人获取到你，相当于是人的大众点评，那这个事情会变得怎么样？这就跟清华那个想法结合到一起了，所以就才有了在行。
但是2013年初，共享经济、移动端支付还没有起来，O2O也比较少，我想问题也比较窄，就想做一个论坛，让双方在上面讨论。一直推动不下去，大家觉得这个流程画不起来，产品太复杂，就搁下了。到2014年底，突然觉得时机成熟了，大量O2O的共享经济模式起来了，这种模式推动我重新思考，应该是线上线下一码事。我们就做了很多实验，大概做了半年，才真正地把产品给做出来。
这个产品面世以后，大家就觉得，哇很好，很简单。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可能性跟关卡，反复推导。我们考虑过两个人的经验交换，后来否定掉了，因为物物交换的效率不如以金钱价位的效率更高。还有是不是一开始就做电话交易，每个人的价格怎么定，见面流程怎么弄，风格是怎么样。我们做了很长的一个list，反复地做实验、假设、卡掉可能性，把最简单的几步给推导出来。
有很多很容易想到的点子，反而是有风险的。比如，电话是最容易想到的方式，但其实是最难的。
一方面，提供服务者在打电话的时候，收益比较小，因为打电话更累。比方说我每周在公司楼下跟一个人喝咖啡，就很放松嘛，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必须很认真，中间也不能冷场，对这个人的技巧要求更高。
面谈你得到的信息更多，体验会更好。我自己观察到，初入行的小记者更喜欢打电话，比较差的记者会打电话，但资深的人，愿意见面来谈，哪怕见面更复杂。
现在做产品也比较谨慎，一步步地去推导，去想原型，去测用户的行为，再往前走。2010年是怎么呢？就是大家关起门去做东西，开新闻发布会，完全是媒体式的操作方式，觉得我把东西做出来就会有人喜欢，以我为主。果壳网成立的时候，我们2010年11月14号开新闻发布会，下午这个网站才上线，今天用一个成熟的互联网创业者来看，是非常愚蠢的事情，因为你上线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你有可能开完新闻发布会这个网站就挂了。我今天做任何事情，成熟之前都不会开新闻发布会了，非常傻。
这些年，互联网创业界积累了很多方法论，包括如何去迭代产品，你第一代产品，不要怕有问题，你要去迭代，快速迭代，小步快跑，精益创业，用最小的资源去打造产品。最近三到五年积累起这些方法论，我自己也会去学习这些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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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带来的变化，一是全领域，不同的对话里，人的身份也会发生变化。今天，你是行家，我是学员，换一个领域，你就是学员，他是行家，用户之间流动了。如果只是做职场领域，好像始终是固定的。二是我们把这个事情从线上带到了线下，促进人见面沟通，它带来了社交元素，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两点是在行的首创，从这个角度来讲，在行是一个全球创新。
国外也只有职场类的电话交流。所以很多人看到的第一感觉是，哇有意思，没见过，新鲜。但是也没有那么容易，需要教育用户，并不是简单的搬上来就会有人来了。慢慢来吧，慢慢花时间来做。
定价最高、大家最喜欢找的还是职场类的。因为当用户付出几百块钱去见一个人，最想知道怎么能带来直接的价值。有些路径看起来很好玩，也很容易想到，其实是错的。比方说在行上线之前，大家很容易觉得，果壳是不是很多科学达人啊？把他们放上来卖不就好了。我们早期的测试证明这个不可行，大家会把这些人收藏起来，但真正去约的概率很小。
我们会帮别人去设计话题。比如说有一次我见了一个人。他是一个男中音，特别帅，长腿欧巴，他是声乐老师。我说你来挂吧，他说挂什么呢？我说你现在想见什么类型的人？他就说他想创业，想多了解创业圈、互联网圈的人。OK，我帮你来设计话题：声音训练帮你重塑领导力，融资的时候更有帮助。
这是我的实际经验，声音的训练对领导力一定是有帮助的，一个人声音更洪亮、低沉，发音更有力，会更让人信服，这是可以通过发声训练获取的，包括你演讲怎么表达，都是一码事。他就觉得这个话题很好，这样一来约他的人都是他想见的人。
大家也都觉得是一个好玩的事儿，你用闲余的时间，一个小时赚500，一个星期可能一到两次，在楼下咖啡馆聊天，就当换换脑子，帮助一个年轻人，赚个一两千块钱。就跟你工作上赚个2000块钱不多，但是你抢红包赚上2000块钱就很高兴，其实就是这么一码事。
在行大概有四十多人，果壳也有100出头。整体大果壳是160个人。
现在也不考虑盈利，我觉得大家都认可分享知识的大趋势。它离钱比较近，因为它是个交易平台，钱都是从你帐上走的。分享经济在中国起来是2012、13年，第一波是交通出行，第二波大概是2014年开始是租房，途家，小猪啊，包括美食类、私厨类的分享经济。在行所代表的其实是，我们管它叫虚拟价值的交易，2015年，在行算是一个领头羊的产品。
果壳和以前一样，是一个大众科学的品牌，我希望成为中文世界里面最好的大众科学品牌，让科学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还在继续制作内容，在边界上有很多的延伸。
松鼠会，我们把它定位是一个科学写作的俱乐部。它最大的作用是把各个行当里的人联络起来，让他们成长，培养人才。
知识是一个很大的词，也没有很精确的定义。比方果壳，我们做的是客观理性知识，当然可能是自然科学的客观理性知识。大象公会可能做的是另外的客观理性知识。知乎上最流行的其实是观念、观点。它当然有客观理性知识，但整体来讲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讨论。在行我们会更加强调经验本身。这些都是知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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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答和在行的脉络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行卖的是一小时，分答卖的是一分钟。分答的确是我们一个十人小组，十天时间做出来的。但其实我们内部还尝试过不同时间段的产品，不停做实验。有些没做好，大家不一定知道，一分钟这个出来之后，一下子就爆了。第三天我们就决定把所有资源都投入进去。
这个产品很轻，早期突破的时候很锐利。一分钟这个方式，供给者觉得门槛特别低，特别容易。我们做过一分钟，一小时，半小时，更长的也可以。更长的更接近培训。这些产品，我称之为不同颗粒度的知识服务。颗粒度的包装大小不一样，在行包装成一个小时售卖，分答包装成一分钟售卖。本质上都是时间电商，都是有经验的人通过付费形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不同时间段的包装形式也不一样。比如一分钟就是语音，一小时就面对面，现在推出的分答小讲，是半小时。
音频给付费者的服务感更好。我给你文字和给你音频，你感受是不一样的。给你音频，您会感觉到更私密，更亲近，更被服务到了。但是文字这方面的感觉就会差。我们测试下来，发现同样是内容，相比文字，音频就更贵一些。我们作为一个付费产品，就选了音频作为主打。
提问者分成的形式，还是为了促进需求。我看了其它的问答平台，发觉提问是很难的事情。提问量，在早期、特别是引爆的时期是比较困难的，我们通过这套机制来激励提问者。就像游戏一样，我在平衡性上往这边滑了一下，你就会发现提问者暴增。
去年出现大量知识付费产品，我觉得是各方面的时机成熟了。消费升级谈了好几年，从实际物品的消费，到精神层面的消费，这是大的趋势。包括网络上电影的付费在剧烈增加，音乐平台的付费也在增加。那么在内容领域，也就出现了为知识性的内容付费。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另外一个背景是支付更容易了。
分答这个产品形态是我们的首创，去年下半年美国有两个团队，一个是新泽西的，一个是硅谷的团队，都复制了这个产品。硅谷的那个创始人Justin Kan，还是Y Combinator的合伙人，他在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讲，他借鉴了分答。算是一个中国创新产品被硅谷复制的案例。
被模仿是常态吧，要习惯这件事。被模仿肯定证明你的产品有杰出的地方，也是被肯定。但是的确，互联网非常复杂，要做好这个准备，也没什么好多讲的。分答的问答模式只是一种功能，我们也在迭代和延伸不同的产品。今天打开分答，你会发现，现在提供的服务丰富很多，不是过去简单的一问一答模式，大家都在进化嘛。我觉得在一个方向上，比别人做早了，就会积累更多经验，这本身就是优势。
在内容方面，和在行很像，用户愿意付费的基本上是实用性的话题，分答上职场，理财，健康，这些都成长得非常好。
不实用的信息，两分吧。首先我们发现，谈资类、能够增加长期素养的产品，有些卖得还不错。另外，有些东西的价值点不一样的，它们适合免费，但是可以大量传播，它们的价值表现在别的地方。比如六神磊磊的文章，显然不像是可以被付费购买的，但他传播量就会很大，会有别的价值变现。好东西总归有实现办法的。
徐来：我们居然做了这么了不起的工作
口述：徐来
徐来，果壳网总编。网名拇姬，钱烈宪。著有小说《想象中的动物》《碎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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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读的是文科，古文献方向。其实文献这个工作是文科中比较接近科学思维的。它跟单纯的文学研究不一样，文学研究体验性、感受性多一些，可以去阐释，但做文献不能阐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要查证，发现材料。有时候看文学研究的老师写的文章，他抛出一个观点，我第一反应就是：你的证据呢？
我有点知识收集癖，做文献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做知识卡片。我的卡片跟我的研究工作没有任何关系，我看到一个材料，觉得以后可能用着得，就弄一弄。我就是喜欢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集在一起。
叫拇姬就是好玩，纯粹好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我想在名字上制造冲突，包括钱烈宪也是这个样子。
进入媒体是在上海，在《东方早报》，后来到了《新京报》，做《新知周刊》，就上了贼船。
做科学编辑工作的时候，姬十三成了我的作者。包括现在圈内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作者，当时都是我的作者，云无心比较早就开始写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主要的合作对象是我，还有瘦驼、Ent……Ent是年轻一代的科学写作者当中，比较强的一个。
科学松鼠会成立的时候，不光是科学作者，也包括一些科学编辑。我就是以科学编辑的身份，加入科学松鼠会的，是初创成员。
那时候还是MSN的时代——MSN也可以建群，大家就在里边聊，逐渐逐渐地就形成了一群人。十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初衷，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科学写作，比其他的写作要难。我在《东早》的时候，也搞过评论。我很清楚，时评作者，尤其是比较成熟的时评作者，写作是很轻松的。但对科学写作者来说，非常辛苦，要讨论某个话题，一定会落到论文，可能你写一篇社论的时间，人家只能写三分之一篇幅的科学评论，收入只有社论的五分之一，甚至更少。十三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跟很多媒体合作过，写得很辛苦，所得却很少。他当时有个初衷，就是希望提高科学写作者在媒体当中的重要性，进而改变他们的待遇。就是一个非常浅的初衷。
形成了这样的人群之后，大家开始觉得，确实科学写作者可以做一些事情，就是说，不是根据需求来生产，而是比那些渠道更提前地走一步。所以就形成了松鼠会，做松鼠会的群博。
不久，当时是汶川地震，因为我在媒体也要做相关报道，就跟松鼠会一起去研究，可以怎么切入。汶川地震以后，读者很关心接下来会怎么样，其它地方会不会地震，救灾怎么处理。大家都很焦虑，当时没有其他团队能做这件事情，松鼠会开始做，而且跟媒体有很好的合作，一下子就把影响力扩充起来了。这件事有一定的开端性意义。
松鼠会从本质上来讲，其实是一个作者协会，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民间的科普作协， NGO化了。对于松鼠会成员来说，是没有约束力的。如果有一些事情需要做的时候，其实是使不上劲的。这就需要实体化，然后就形成了果壳网，这样一个平台，一个商业公司，更有效地调动各种资源，特别是人的资源。
果壳网在组织的过程中，我是以顾问的身份参与的。我去帮十三培训编辑。说实话，果壳网的编辑，新闻系毕业是没法做的，所以招募了一些有科学背景的孩子，但是他们又做不了编辑工作。所以我一开始是去做编辑培训工作。
当时我的工作还在《新京报·新知周刊》。在国内，大众媒体很少有科学类的，科普杂志有“三新”。《新探索》、《新发现》、《新知客》。但是这几家还是在一个圈子当中，人群本身就比较小。在报纸当中，《新京报》是最早做的，后来《南都》的《地球周刊》分出来一部分做科学。然后几个媒体都开始往里面进，也算有一点声势。
在传统的工作方式下，我们的采编，基本上来自中文系，新闻系，有一些历史系，社会学系，触及不到科普作者。现在有自媒体，有个人的微博，微信什么的，你还可以认识这些人，以前是根本就没有，只能靠朋友介绍，慢慢地去拉动。所以在这个里面，早期支付的成本，真的非常高。我当年的工作，比如说每天8个小时工作，4个小时是在跟作者聊天，一点点地去抓选题。MSN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很难往前推进。再往前，连MSN都没有的话，那更麻烦，只能拨电话。
另外，随着媒体的蓬勃发展，我们才会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存在缺陷的。比如说，原来一篇报道报错了，我得通过读者来信才知道。现在迅速地就在微博上炸开了，你迅速知道出纰漏了。这会迫使你去更加重视，来自于专业领域的声音。
还有，原来媒体关注到科学信息的时候，第一时间找的是那些浮在水面上的科学家。比如说院士，教授。这些科学家很重要，但是他们的东西有致命的问题，不接地气。作为采访对象，可能还可以，你要是让他写东西，写出来的东西很难直接用。要找到科普作者，你必须深入到年代一代当中。他们更愿意跟媒体合作，也更加重视受众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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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壳2010年11月上线，我是第二年3月份开始，直接指挥果壳编辑部的工作。当时是发生了福岛核危机。我发现，作为一个平面媒体的编辑，我根本没有办法用我的方式去追这个新闻。速度慢，而且这条线索在新闻操作上，是被弱化的。新闻的第一反应是不重视它，不去考虑科学层面的问题。
当进入果壳网，我发现我可以非常好地调动资源，贯彻自己想做的东西，而且迅速做到极致。这是果壳网成立以后的第一个爆点，是后来都很难复制的高峰。发生了那么严重的事情，引起了那么严重的恐慌，当时没有人能对它进行快速反应。果壳网就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解答了公众很多疑问，这个确实是有效的。
当时果壳网是这样一个结构，有15个主题站，大概12个编辑，再加几个实习生。我自己在家里想了一下，然后写了一个战前动员。编前会上，召集所有的编辑和实习生，还有市场部的同事。我和他们说，我《新京报》的同事，现在正在飞往福岛，往里面冲了。我们也是媒体工作者，我们也是新闻工作者，但是我们的战场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要深入到前线，我们前线不在福岛，不在东京，我们的前线是在那些读者当中，我们的目标是解决他们的恐慌，去解答他们的疑问。
做完这个战前动员，我重新调配了人力，把原来15个主题站，十几个编辑，一一对应的关系打破，重新安排。比如说哪几个人去盯外媒，哪几个人盯日文，哪几个人盯英文新闻，哪几个人盯国内的消息源，哪几个人专门组织志愿者翻译，视频过来以后，哪几个人去处理。等于把所有的人力，变成一个临时项目组。在两周时间之内，我们一共组织了十来篇原创文章，再加上一些非原创的内容，包括视频，图文，一共有几十篇，密集地推送。包括通过其他媒体去铺设我们的内容，效果很好。
这个事情很难复制。首先很难再出现这么大的事。福岛核危机有特殊性，它不是中国的事，但影响了中国。你懂的。它很巧妙，它是外国的事，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恰恰又是日本。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当时平台没有那么混杂，没有那么多人在做。
当时就决定过来了，觉得科学传播于公于私都很重要。于私，肯定有很多好处，满足了我的知识收集癖，也让我解决了生活上的很多问题，比如说营养学，健康卫生方面，我们在帮助受众的同时，也在帮助自己。另外，我们会想办法玩各种新的花招，这本身会产生创造性的乐趣。这是于私。
于公，多少还是有点收获影响力。德先生赛先生嘛。
当然，我当时也意识到平面媒体的衰落，因为它整体的操作比较僵化了。
但是我们也做得挺审慎的，比如说当时发生了抢盐事件，那个事很大，所有人都很着急。我就布置了这个稿子，第二天大概11点左右的时候，截稿了。腾讯那边找过来，说你有稿子吗？你有稿子我可以用QQ弹窗，直接链你的东西。当时这个机会很难得的，QQ那个量多大，对于一个新生半年不到的网站来说，这个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我还是压住了。因为稿子是出来了，但是当中几个计算的节点，我在找其他领域的专家复核，我不能把错误的消息发出去。然后我们就错过了这个机会。复核下来，其实也没错。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审慎一些。后来晚了一两个小时发出去的，效果也很好。
说实话，不是每家都愿意像我这样做。我有这个编辑团队，覆盖到这么多的作者……果壳在知识、或者说科学层面做得好，很大程度上是编辑团队的功劳。没有编辑团队，你连这东西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都不知道。你靠什么复核它？这就是差别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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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之后，原来的编辑和科普作者，非常振奋，因为他们收到了大量的正向反馈。他们满足了公众的需求，也积累了个人品牌，多多少少有一些回报。
这个领域很多年轻人，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东西，介绍给公众，但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介绍。所以编辑要去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写作能力。你写过来的东西不好，我告诉你哪里有问题，打回去改，改好，还是不行，还是改，就是几次三番地改，在这个过程中，就慢慢地知道了。我们当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内部会说，要向谣言学传播，谣言是很好的传播样本。从传播的技巧上来说，你得向它学习。
我们做了很多扎扎实实的工作，很多人看不到的。比如说玉兔，玉兔实际上是我们市场团队一个很厉害的小朋友，他想做这件事情。第一个，他对整个系统感觉，确实特别特别好，特别到位。第二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整个团队对给他提供非常多帮助，我们在做支撑，几乎没有外部的帮助，唯一的外部协助是新华社的团队，他们提前一两天告诉我们消息。我们做了大量你看不见的工作。然后大家迅速把这招用坏了，就是第一人称微博，好，我们也放弃了，这招对我们来说也是没用的了。那个小朋友最后决定让这个账号死掉。我支持他这个决定，这确实是符合病毒化运营的要求的。我把它当作艺术品来运营，不是去做生意，我就是让它死掉最后，那它会成为传奇。这不是随随便便，你去找一个自媒体人能做出来的事情。
另外一个例子，2014年，我们连续做了几个跟空间探索有关的大事，一个是飞来小行星和罗塞塔，史上首架与彗星相遇的航天器，第二个是美国的猎户座火箭首飞。你知道这两个话题，我们做得多好吗？我自己当时都没有意识到，后来一个年轻的天文学家，突然发了一条微博，说这个事震惊到他了。我去看才知道，这个东西居然火到这个程度，我们居然做了这么了不起的工作。我们做了猎户座首飞的标签，在新浪微博有9亿阅读，飞来是7亿、8亿的样子，这是前所未有的。你想《跑男》才多少， 50几个亿，而且《跑男》多长时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在这几个话题上，我们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比如说如何去调动公众的情绪。科学传播，我始终认为要共情，但是这里面又有非常多的分寸。我在这个领域10年的工作经验，从钱烈宪时代，我就在尝试把握，阅读者的心态跟我之间如何达到共振。
对科学传播这个领域，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编辑和作者。在这方面，我们下的功夫是挺多的。
很多人问过我，果壳和知乎的区别，知乎是有一点点去中心化，没有编辑部，通过众包的方式，来解决很多问题。这决定了知乎更擅长处理经验，而不是狭义的知识。1+1等于2，你不能通过众包来完成，那如果众包大家最后投票结果是1+1不等于2，你就认为1+1不等于2了吗？这个是不对的。
这就是有编辑部，和没有编辑部的差别。在经验层面，确实知乎的那套方式，做得非常好，大家都愿意去使用它。但是真的到了知识层面，它其实解决不了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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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以前，现在反而更难。以前的受众更加纯粹，就是喜欢科学。我们更容易捕捉到他们的需求，也更容易沟通。各种自媒体出现以后，带来了很大变化，我觉得真的越来越难做。科学本身是一种精英主义，科普也是精英主义，你再怎么放低身段，你都是精英主义。但是我们现在的整个媒体的平台，是去精英主义的，这里会出现阵痛。
比如说像自媒体跟科学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自媒体的诉求是什么，科学传播的诉求是什么，这两种诉求，有时候可以统一，有时候不能统一。很难简单地去说好不好，但一定给我造成了问题。
自媒体人，相当一部分，可以对应于我们做评论部的那群人。评论的特征是，有一些人垂直在某一个领域，有些人一定会跨界的，自媒体人非常像跨界的那个部分。即使是那些垂直领域，比如说财经，有很多分类，这个人是做产经的，他不了解金融，但是他要去评论金融，就会发生问题。我们在评论部的时代，就很清楚这一点。那时候媒体还能够对这些东西进行监控，这是媒体的自律来决定的。但是自媒体，真的要靠个人的自律了。
我就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个自媒体人，他是工科的背景，但是他写的是某些理科的问题。那这里就出现问题，第一，他在写作的时候，信源从哪来，他从哪里得知另外一个专业的东西？第二，当他触及一些专业问题的时候，可能表达得没有那么审慎。有些话，专业人士不敢说，你就敢表这个立场。但是读者喜欢，读者觉得审慎的立场不过瘾。所以它的传播量大。
读者往往需要你告诉他明确的东西。以前因为这个原因，科学打不过谣言，因为谣言不需要负责任。大多数人就是想知道，能不能吃。科学家会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是不是能吃。谁来管你这个，它只要知道是不是？对吧？大多数人并不喜欢去处理复杂的问题。
我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局势，当我需要审慎地去表达一个东西的时候，所有的力量都在推着我，你要表达得更加清晰一些。这里就有冲突了，这种压力不是每个人能够感受得到的。
果壳一直都有商业合作，比如说很多企业在研发上投入了非常多的力量，有一些大企业在研发上所投的力量，不少于一个国家，很多技术的前沿点是掌握在企业手中的，它需要让公众知道这些东西，而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出口。我们帮助他们去做这样的解读工作，更好地展开他们的技术细节。当然，在内容上，如果是一个商业合作，我会说明。
商业部分其实做得还不错，但是说实话，这个是属于那种如履薄冰的。
有媒体问过我，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我最大的理想是赚钱。只有赚钱，我才能维持这个团队，让人才进入到科学传播这个领域。只有当这个行业赚到钱，年轻人才能进来，年轻人也要买房买车，我们不能让他们奉献。只有赚钱，这个行业才能成为一个良性的行业。我必须去考虑市场。我又不想因为市场，而去减少对准确性的要求，但是我怎么办？说实话，我自己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来解答。
我也不可能只制作内容，不管商业，那不就是被包养的状态吗？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无条件包养这件事吗？
我不好判断，但是我确实睡得越来越少。我说不出来是因为哪一件事，是整个压力铺面而来的那种感觉。
